“历史就像一条肉眼看不见的绵绵长河，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总之是从呱呱坠地的那一时刻时，便‘身不由己’地跌入其中、陷入其中、融入其中了。”曾纪鑫在《历史的刀锋》的《前言》中就告诉我们，他这本书关注的是人和历史。长期以来，人们都怀有这样的疑惑：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之所以困惑，其实是我们夸大了英雄和人民的界限。曾纪鑫的这句话提醒我们，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布衣寒儒，都是众生一员。至于历史，相信他会赞同这样的观点：“历史的特质并不存在通则性或原则性的陈述之中”，而是“在时间的洪流中所含的各种不同历史特殊形式”。（〔美〕伊格斯《历史主义》）曾纪鑫眼中的历史不是一个严密的完整体系，而是人类本质的历史，是形形色色人类意志的表现。
    个体之于历史，不存在直线的单向联系，也不存在冥冥中注定的神秘宿命。“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战士；伤了一位战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一枚钉子导致整个帝国灭亡，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包含了细微与整体、偶然与必然的辩证推理。据说，一些微如蝴蝶振翅的小事能引起横扫半个地球的风暴，当然，从蝴蝶的翅膀到巨大风暴，要经历无比复杂的转移过程。曾纪鑫笔下的十一位历史代言人拨动了中华历史的转盘，也是经由多种因素综合所致，其中的链接点就是人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的丰功伟业，不是与生俱来天命注定，他们首先是有血有肉的人，牵动历史神经的言行，皆是人性使然。嬴政在充斥着折磨与虐待的童年时光和备受约束的环境中，形成了乖戾的性格和变态的心理，登上帝位后，“始皇帝”横扫六合、威震四海，将内心深处的压抑，将个人的性格统统发泄到极致：集权暴政、神化帝王、海外寻仙、焚书坑儒等等等等，千秋功过都是他作为一个人存在的证明。曹操身世不明，被名与实纠缠一生，矛盾的性格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妒才与容人，率直与虚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怀与“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的情思……都统一在曹操身上，复杂矛盾的人性构成了他的成功与失败，构成了后人对他的正反评说。年轻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王朝入主中原后，全盘汉化，文治武功，“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如此勤政其实是拓跋宏对如履薄冰束手束脚的早年生活的补偿，长期积聚的志向和才干寻找到喷发口后，就汇成了一股强大的能量。唐王朝能够出现封建盛世之极的“贞观之治”，可以溯源至唐太宗李世民策划的“玄武门之变”。做出杀兄灭弟的虎狼之举，李世民也无法超然于天理人伦之外，泰然处之，他的内心也经历着同室操戈、兄弟相煎的痛苦，也忍受着纲常伦理的谴责。李世民夺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这场夺权之争成了他难以摆脱的梦魇，获取帝位的非合法性与力图证明继承的合理性成了他一生的矛盾纠结，更是他兢兢业业开创盛世的动力。宋朝开国君主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开启一个新的封建王朝。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数次兵不血刃的事变显示出赵匡胤善于玩弄权术，也显示出其性格的优柔寡断，登上帝位后自然是用怀柔手段理政治国，因此宋太祖的个人性格在他的帝国中烙下了印记：在战争和外交中以谋略和谈为主，一味求和，开宋代阴柔之风。从低贱的放牛娃一跃而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身上，集合了农民的寒微和皇帝的至尊，处境的天渊之别刺激了他心底的极度自尊和极度自卑，导致他心理变态、人格分裂，害怕政权不稳、怀疑功臣篡逆、血腥报复大肆屠杀、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施行酷烈的惩罚机制，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集权和残暴统治推向了顶峰。一阙《圆圆曲》给吴三桂的戎马生涯抹上了一道浪漫色彩，“三军恸哭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恰是吴三桂唯我独尊、唯我至上的性格所致；吴三桂潜藏着的趋利避害的人格弱点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暴露无遗：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吴三桂在决定明清命运的松锦决战的前夜率军逃跑；扭转历史趋势的开关降清仍是吴三桂出于个人利益，报一己之私仇的举动。可以说，吴三桂的性格注定了他最终的历史命运。
    这十一位历史人物尽管叱咤风云位高权重，但都无法预想到自己的未来，只能无奈地面对生命的逝去。时间匆匆流淌，一切迅速定格为历史，所有的人，不论贫贱富贵，经历一番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后，谢幕退场。相同的历史舞台上，演出的脚本和演员绝无重复，但都有着哀伤的基调，来自于无法主宰的无奈，来自于无法认识自身的迷茫。
    “我是谁？我究竟从何处来？我又将向何处去？”从人类开始有了萌芽意识以来，这个问题就不断地出现，因此产生了神话，产生了故事，产生了历史。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史上，世界起源和人的起源问题几乎交织在一起，这其实就是人对生活的内向观察和外向观察的互相补充。历史正好是人类整体发展的见证，也是人类观察自身内在世界的镜子。在汹涌的历史洪流中挑选出这十一位人物，曾纪鑫无意给他们重绘肖像，他无心戏说消遣，而是试图凭藉他们，游走在宇宙时空和人类个体之间，贯穿起人与历史，穿越时间河流，寻找历史刀锋下的疤痕。
    于是，曾纪鑫在《历史的刀锋》中摒弃那种用以考量历史的种种模式，还历史人物以凡胎俗骨，给历史以人性的解释。“历史是喜欢同人们开玩笑的”，其实这正是人性自身复杂微妙的表现。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矛盾，“人根本没有‘本性’——没有单一的或同质的存在。人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奇怪混合物，他的位置是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由人构成的历史不可避免地拥有着许许多多的难以置信和荒谬可笑，曾纪鑫体会到周文王受困囚室的空虚无聊，感受到了暴君秦始皇临死瞬间的彻悟和平静，理解刘邦“流氓性”的多重含义，意识到董仲舒改造儒学的历史影响力，还原曹操为有血有肉的复杂之人，揭示出唐太宗内心深处对立的人性与兽性，想象到宋太祖黄袍加身后的满足与担忧，分析出朱元璋至尊与自卑导致的狭隘变态心理，揣度出吴三桂的踌躇满志和独断自专……他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历史人物的一些观点也许难以适用于政治史，但对思想文化史有其独特的参考意义。曾纪鑫关切的是从个体了解历史，探究人性，着眼于人类的需求和人类的自由，在客观的历史环境中，从人类实际生活的所作所为，找到历史演变的轨迹。
    时间无法逆转，没有如果与假设，只有相似的可能。微渺如沧海一粟的个体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神秘大手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偶然和必然。只是生命有时，尘归尘，土归土，仅余人性凝结成历史的永久伤疤，代代相传。

       本文原载：《温州日报》2007年4月1日、《厦门航空》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