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历史，都是直线的、清晰的，仿佛一场预设的游戏，所有的环节都指向惟一的结局。但在曾纪鑫看来，历史却是喜欢同人们开玩笑的，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会呈现出必然的逻辑联结，许多人、物、事甚至细枝末节不经意地偶然“串”在一起，往往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这种“另类”的历史观，正是他写作文化历史散文《历史的刀锋》的原动力。
    《历史的刀锋》在展示广阔历史空间的同时，敏锐地选取了周文王、吕不韦、秦始皇、刘邦、董仲舒、曹操、拓跋宏、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吴三桂等11位对中国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起过举足轻重作用、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历史人物作为自己历史观的“代言人”，从“改变历史”的视角突入，对其时代背景、生长环境、独特经历、复杂心态、人格力量、智慧经验、功过是非等进行全方位的观照与审视，力图潜入历史的深处，以一种突如其来的侧面攻击方式，捉住那双悄然拨动历史转盘、改变历史进程的隐蔽的“上帝之手”。透过《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等篇名，作者的用心昭然若揭。
    一位学者曾对这双潜行在历史之中的“上帝之手”作过非常形象的描述：“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丢失钉子”和“亡国”这两件看似完全不相干的事情，通过如许偶然的环扣，最终联结在了一起。的确，历史常常就是这样和我们开着不可思议的玩笑。正如作者在书中写到的：秦始皇如果不是死于巡行途中，而是崩于咸阳皇宫，或是晚死几年，就不会有赵高的矫诏事件发生，那么继位的自然是扶苏，事情就不至于被秦二世胡亥弄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秦国乃至中国的历史则很可能是另一番光景；同样的，如果崇侯虎不告密，商纣王就没有借口囚禁周文王姬昌，或者商纣王抓到整治周文王的把柄后，像对待九侯、鄂侯那样拘而杀之，那么，周文王就不可能花8年时间推演《周易》，商朝也就不会与西周结为死敌，更不会有商代的灭亡与西周的建立，如此一来，一部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文化史岂不要重新改写？人们耳熟能详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直接左右历史天平的故事，更是“偶然”和“必然”开的大玩笑！
    当我们深入历史细部打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历史或一个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特定领域的历史，都是一个残存、交混、添加、混合的过程，而不能仅仅归结为一种表述、一则方程、一个公式、一种形象。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领袖吕西安·费弗尔就曾明确提出，历史的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三类相互补充和相互作用的范畴，即偶然、必然和逻辑。而我们过往习见的“大历史”只注重“必然和逻辑”，对“偶然”向来不屑一顾。于是我们读到的历史就是社论性、总结式和伦理化的历史，充满了意识形态化的抽象和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致力挖掘“偶然”的《历史的刀锋》，是对那些干巴巴地抽象“必然”的“大历史”的反拨，它是一部“小历史”，通过揭示历史夹缝中的一些材料，给我们提供了窥探和接近历史真相的另一种可能性。这显然让我们更感兴趣。正如作者所说：“唯有不可捉摸的偶然性，历史才会显得那么斑斓生动、摇曳多姿。”
    或许这正是《历史的刀锋》价值之所在。

       本文原载： 《长江日报》2007年2月25日、《福州日报》2007年2月8日
                                                 《遵义晚报》2007年1月16日、《厦门晚报》2007年1月7日、《桂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