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
    1963年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当过农民、教师、干部,后考入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1990年毕业后即从事专业创作。曾先后任湖北省黄石市艺术创作研究所副所长,武汉市艺术创作中心及湖北省艺术研究所专业作家、编剧,2003年作为厦门市重点人才引进到厦门市文化馆工作,现为《厦门文艺》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发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60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十多部。作品被数十种报刊、选集选载、连载,一百多家媒体评论、介绍,多次获国家、省市级奖励,享有“实力派作家”之称。
    早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死亡之约》,中短篇小说集《青雾缭绕的岁月》,诗集《生命流向荒野》;近几年出版、再版的主要作品为文化散文《千秋家国梦》、《拨动历史的转盘》、《永远的驿站》,长篇小说《楚庄纪事》、《风流的驼哥》、《凶手与警察》,文化论著《没有终点的涅槃·中国戏剧发展与反思》,长篇纪实文学《中原较量·郑州“12·9”系列银行抢劫案侦破纪实》。

文化散文的美学原则

—— 兼评曾纪鑫先生的文化散文《永远的驿站》

作者:杨天松 
     [摘要] 文化散文这一散文类型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文化散文的研究也有许多精彩论述,但对文化散文的美学原则研究较为少见,所以,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曾纪鑫的文化散文《永远的驿站》一书来阐述文化散文的美学原则。作者认为文化散文的美学原则体现为历史品格、文学品格、历史理解、文化意味等。

     [关键词] 文化散文 美学原则

     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想主义和文学肩负社会道义的人们都会知道,在那个时代,文学承担着文化启蒙的重任。但是,随着1980年代的结束,这个时代的启蒙思潮也随之终结。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写作“文化苦旅”的余秋雨的散文突然“红火”起来,并被冠以“文化散文”之名而风行一时。一大批号称为“文化散文”的书籍开始充斥书店,进入读书人的视野。
     中国作家再次习惯性地转入了历史书写,通过这种向历史回归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躲避,或者对现实的反抗,或者也有对现实的关怀。所以,一般认为,文化散文就是立足在新的时代高度,用现代眼光重新观照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从中挖掘新的文化内涵,通过作者的思辨与评说,得出富于启迪的结论。这种看法虽然不一定很严谨,但也基本上说出大部分文化散文的特点。在这些众多的文化散文作家中,余秋雨以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两本文化散文集,当之无愧地达到了文化散文所能达到的高度。如果余秋雨在写完这两部作品后不再往下写,他就是一个几乎完美的文化散文作家。他后来的几本文化散文都远未达到这两本文化散文的水平。而曾纪鑫,也在20世纪末以一本写湖北地域文化的《千秋家国梦》加入到文化散文的这个创作行列来,其后又相继出版了《拨动历史的转盘》、《没有终点的涅槃》以及《永远的驿站》三部文化散文集。其中,《永远的驿站》是作者2006年6月才出版的。这部文化散文集尽管是新近出版的,但正是由于它是新近出版的,而且是在文化散文持续热闹至今的作品,它的成功与失败,也就特别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我以为真的应该从美学的角度来对文化散文作一个检讨的时候了。这个检讨的中心是:文化散文的美学原则到底是什么?它要如何表述?它将对未来的文化散文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要论述文化散文的美学原则,不妨先来看一看散文的美学原则。有论者论到散文审美构架的核心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感情真挚,二是题材广泛,三是个性鲜明,四是语言优美。(参见王启东《浅论散文研究的新思路》,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3月第37卷第1期)。 王启东先生的这个论述颇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如语言优美这一审美核心的方面,散文语言肯定不只有优美这一品质,除了优美而外,还可以是清新,可以是浓郁,可以是悲壮。怎么能将散文语言只概括为“优美”呢?再如题材广泛的问题,也不只散文所特有,诗歌要不要题材广泛,能不能题材广泛?小说呢?戏剧呢?其余两点,如感情真挚,个性鲜明,也并非散文所特有。所以这种概括本身是可疑的。我以为凡是可以称之为特点称之为原则的,都应当是特别的,专一拥有的。否则,这种特点就不是特点。既然不是特点我们也就可以不去管它。
由此出发,我觉得有必要对“文化散文”这样一种类型的散文的美学原则进行探讨。首先,什么是“文化散文”?我以为目前,在用到这个概念时,就很有些不甚清楚的地方。好像只要在散文中为收罗些历史知识、民俗风情甚至杂记趣闻的都可列入“文化散文”这一范畴。这样看来,“文化散文”作者的队伍之庞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理解“文化散文”,必先理解何为“文化”。关于“文化”的概念,罗列起来,十张纸也列举不完。我也没有必要在此一一列举各家的看法。在我看来,“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或非物质的存在。一切的文学艺术门类,一切的学术类别,甚至各种制度、观念宗教都可以说是文化。“文化”两字的外延何其宽矣!
     那么,是不是所有写这些“文化”的作品都是文化散文?显然不是。因为如果是,那么,人类学笔记如《漂泊中的永恒》(乔健著)是不是文化散文?梁思成的建筑报告是不是文化散文?各个风景区的解说词是不是文化散文?学术随笔是不是文化散文?关于音乐的散文是不是文化散文?关于雕塑的散文是不是文化散文?……
     林兴宅先生认为,“文化散文”这个概念仍是可以成立的。他认为文化和散文的关系可以这么来表达:一是用散文来写文化的,可以称之为文化散文,二是从文化视角来写,即便写的是非文化题材,也可以称之为“文化散文”。想来想去,林兴宅先生的这个表达式很是完美地表达了“文化散文”这一概念的本质与内涵。而按我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散文”就是用散文的手法来写文化的散文。凡是写文化的,即写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存在的散文,都是文化散文。
     这么说来,“文化散文”仍是“散文”之一种。既然是“散文”之一种,它就具有散文的一切特性,但具有散文的一切特性还不够,还必须具有文化散文的特性才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文化散文”。而这,就是“文化散文”在美学上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文化散文”的美学原则呢?“美学”如何来解决这一个问题呢?“美学”,按丹纳的看法,其最初的见解是关于美术的哲学。后来所说的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乃是对这一美学看法的一种放大与推广。丹纳的美学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美术的研究基础上得出来的。
     “文化散文”的第一条美学原则是它的大历史品格。一般的散文可以不具备这一条美学原则。一般的散文可以是写些身边琐事,花花草草,风花雪月,个人哀乐,一己悲欢。而文化散文通常写作的都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风土人情、民俗民规。而且,文化散文所写作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是历史小人物和历史小事件,它通常要写的是历史大人物(包括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学术家、艺术家等)和历史大事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如《永远的驿站》,这是作家曾纪鑫创作的关于福建地域文化的文化散文:这部文化散文写到的历史人物有朱熹、李贽、郑成功、林则徐、严复、陈嘉庚、林语堂、郑和、瞿秋白;写到的文化事物及事件的有四堡雕版、妈祖民间信仰、传统海洋文化、戚继光抗倭、马尾近代船政与中国海军发展、古田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壮大。这里面没有一个人物是小人物,没有一个历史事物是小事物,没有一个历史事件是小事件,全是大人物、大事物、大事件。这就是我认为的文化散文的大历史品格。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也是这样的。甚而至于如果将易中天《品三国》也视为文化散文的话,它所讲述的也全是具有大历史品格的人、物、事,没有小的人、物、事。大历史品格赋予文化散文一种最重要的品质是它的厚重感。从中也透显出文化散文作者们在历史观面前坚竖起来的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观,甚而是一种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决定论。小人物之被无意或有意地回避,也有意或无意地表明小人物作为芸芸众生的苍白柔弱与无足轻重。英雄史观并不是一种新鲜的观点,但它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整个大陆的心态转向物质主义、个人成功的追求,出人头地的欲望却是不谋而合的。但无论如何,大历史品格是文化散文美学原则的第一原则。
     文化散文的第二条美学原则是坚持文学品格。这样,就把那些虽然是从文化角度来写作但不具有文学品格或文学品格比较弱的散文从“文化散文”这个集体中剔除出去。比如从各个学术角度来写作的散文性文字就只能称之为学术随笔而不是文化散文。比如,人类学笔记就只是人类学笔记,不能将人类学笔记视为文化散文。不管乔健先生《漂泊中的永恒》的文字如何优美,它所描述的少数民族或原始部落的文化如何鲜为人知,它的发现多么重要,它也不能被认为是“文化散文”。而曾纪鑫的《永远的驿站》仍是文化散文,就因为在《永远的驿站》中,它具有较强的文学性,或曰文学品格。有些篇章写得相当好,如《崇武古城》、《走进四堡》等。其描写的细致、想象的文笔、细节的丰富都说明具有相当之文学品格。当然,《永远的驿站》的文学品格也还不够丰赡。对此,许多专家也有不少批评。如林兴宅先生就认为《永远的驿站》存在诸如比较薄弱的意境创造,缺乏震憾心灵的细节描写和诗化语言的不足等问题。但这只是概而言之的毛病。事实上,《永远的驿站》也有好的意境创造,震撼心灵的细节,以及语言流畅,具有一定深度等特点。总之,“文化散文”既为“散文”这一种,就应具备“散文”的文学品格。没有文学品格的“文化散文”就是“伪文化散文”,这样的“伪文化散文”往往只是史料的堆积,有的甚至堕入地理、历史说明书的可悲境地。
     文化散文的第三条美学原则是深刻的历史理解。这种“历史理解”,按评论家谢有顺的看法,就是作者的独立见解和思想个性。这种历史见解,也如文化散文作家张加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精神发现”,“它往往是在野的异质的,民间的精神发现,能到达历史的人生深处。”(参见张加强《千秋独行?重读判决的时光》)。一般的散文作品是可以不提出见解的,更不用提出深刻的历史见解。一般的散文,尤其是文学性强的散文,有时只是描写,而其中所包涵的哲理见解,可以或往往留给读者去探索去发现去体味。具体到《永远的驿站》这部作品,作者的见解可以说相当个性,甚而至于达到了既激情满怀又沉郁顿挫的美学高度。如作者对思想家李贽的评述,当作者生动地描述李贽自杀的情景之后,不由得以悲愤的笔墨写道:“天下之大,竟容不下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李贽就这样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因学术而获罪致死的伟大思想家。”在文章结尾,作者又写道:“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无疑是一具行尸走肉,同理,一个缺少哲学家与思想的民族也是平庸而可悲的民族。”曾纪鑫的文化散文往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比较深刻的历史见解。但有时,这种见解因为过多而伤害了他的文化散文作品的文学性。因为“文化散文”既是散文之一种,其文学性或曰文学品格仍当坚守。而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必使其文学性愈强则愈好。好的文学一定具有含蓄、形象之品格。过于平常、过于理性的文学总归是一种硬伤。文化散文也不例外。我想这不仅是曾纪鑫先生值得注意规避,也是其他作家应当注意规避的。歌德说过,理论之树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则常青。在我看来,文学(包括文化散文)就是一棵生命之树,它应当是具象的、生动活泼的、摇曳多姿的,而不应是抽象僵硬、刻板呆滞的。(如果是,那不成为标本了?)
     文化散文的第四条美学原则是浓厚的文化意味。既为“文化散文”,就不单只有散文的文学品格,也应当具有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我将之概述为“文化意味”。这种“文化意味不仅意味着文化散文必须有“文化”的品格,有“文化”的内涵,或者说本身就是“文化”的。这种“文化意味”还意味着一种文化考古、文化爬梳,更重要的是,还应该具有一种“文化批评”的价值立场。大多数文化研究者也讲文化批评,但文化研究者的“文化批评”又因其理性的表述而不能列入“文化散文”行列。所以,“文化批评”这种态度应该是内在于文化散文家的灵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