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自西北入闽已近十载。行走在厦门集美已显沧桑的石板路上，对身旁起伏不息的海涛以及耳畔不绝如缕的各地闽语，已然听之如未闻、视之如不见了。然而，当有幸拜读了曾纪鑫先生散文集《永远的驿站》之后，才突然对自己这种“司空见惯、习焉不察”的状态深觉惊诧乃至于惶惶不安了。论理，在闽地浸淫了如此之久，即便不能对当地民俗风情、历史人文了若指掌，如数家珍，至少也该能对其脉络知其大略，解说一二。但由于语言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疏离，虽日日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却从未真正亲近过脚下这方土地，更遑论认真研究其历史文化？如此，虽然忝为闽地“老”居民，而我始终也不过是“过客”一般地浮游于其外。庆幸的是，曾纪鑫先生的著作给了我一个机缘，让我借此一睹被历史的重雾所遮蔽的八闽文化的样貌，并进而与自己日常的体验相牵联，也许能够借此把对它的一些凌乱缤纷的印象、直感，推进到深层脉络的了解，也或许能使我由“过客”而渐入其堂奥。
《永远的驿站》是一项精心筹备实施的“系统工程”，十五篇文章虽各自独立，却荟萃了闽地“极富文化内涵与典型代表性的”人文景观，意在由此透视寻索出福建地域文化的总体特征。并且，作者不满足于对这些个别的“历史存在物”做局部性扫描，仅仅以繁细的史料“再现”其旧日的点点滴滴，而是有意要“跳出有限的地域范围，将八闽文化放在大文化的视野中，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乃至西方文化进行观照比较”——这种超越性的“大文化视野”，最终决定了本书能够以开阔而独特的视角，对这些熠熠生辉的历史景观作出精妙的审读，更能以理性分析评判、寻绎出通向福建历史文化之源的密码。
在对八闽文化脉络的寻溯中，作者主要把焦点对准那些具有强大文化内聚力和延展性的历史文化名人。也许，正是这些特殊的历史群体，构造了特定地域文化之根脉。因而，读解这些共生于同一空间范围的历史名人，也是切近特定地域历史文化命脉的佳径之一。既为名人，其大名虽然都如雷贯耳。但要论起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总不外类似教科书般的僵硬、呆板的通用式的判断句。这些名人们的面容身影，也就如那些千篇一律的雕像般盛放在博物馆的橱窗里，离我们遥不可及。而《驿站》则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在叙“史”的同时，兼以理性的分析，最为重要的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当下”，以作者涌动的情感之流与历史人物的心灵脉动相交融、相碰撞。于是，这些远近不同的古人们从尘封的史料中，逐渐增添了温度，增添了性情、个性，最终从历史的尘埃中复活更生。
入乎其内：重回历史“现场”，还伟人以常人面目
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感受到曾纪鑫强烈的历史感。正如作者所言：“历史，虽然是一些曾经发生过的往事，早已随风而逝烟消云散，但对今天生活着的每一鲜活的个体生命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永远的驿站》之前，作者已出版过系列历史文化散文集《千秋家国梦》和《拨动历史的转盘》等，并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认为历史与现实绝无隔阂，每个人“从呱呱坠地的那一时刻起，便‘身不由己’地跌入其中、陷入其中、融入其中了”。如此一来，了解历史，便是明了我们自身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反思历史，就是审度我们自身的功过得失、优劣短长。对作者而言，既然每个人都宿命般地“跌入”历史的长河之中，就必然背负着读解历史、反思历史的天然使命。对于“复原”历史，作者的这番话颇令人深思：“评价一个人物，应将他放到当时、当地复杂而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予以论定，如果将他们从古代或当时生硬地拉扯到今人所处的时代，也就失却了客观标准的尺度，难以得出公正信服的结论。”这番话是作者考察八闽历史努力践行的一个准则，这种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立场和叙述方式，也使得《驿站》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感和富于感染力的可读性。
作品为我们逐一撩开了掩藏于历史迷雾之后的这些与福建历史息息相关的名人们的面目，如戚继光、林语堂、郑成功、陈嘉庚、瞿秋白、林则徐、郑和、李贽、朱熹。行走于挥洒自如的文字间，似乎也穿越了漫长的历史之河，这些遥远的名字逐渐从僵硬的躯壳中慢慢脱落，其肢体肌肤变得柔软可触，其姿容神情历历在目，他们带着清晰可闻的呼吸和迥异不同的个性，栩栩如生地向我们走来。不过，表相式地状摹出古人们的风采气度，远非作者的目的。在史料的逶迤铺展中，作者全方位地展示了其所处的纠结盘绕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历史情境的“复原“中，进入了他们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循着作者的笔触，读者被引领着进入到对象所处的环境、文化背景与时代漩涡之中，切身感受着他们与时代的互相激荡，也同时进入到其隐秘、遥远的灵魂深处，体味着他们最激烈的心灵挣扎与搏斗。
在缓缓展开的闽南乡村生活画卷中，那个无忧无虑、和气快乐的幼童林和乐（林语堂）开始了他的生命历程。而作者以悠游自如的笔致，让我们亲睹了一个山地少年如何能在命运的冥冥安排中，依托着故乡山水的精神慰藉，在远离乡土的大都市和异国文明的漫长漂泊中，依然保持着闲适从容的田园情怀，俯仰自如、贯通无阻地畅游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最终成为高踞于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文化巨子。
对郑成功抗清和收复台湾曲折道路的检点，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伟岸雄壮、所向披靡的民族英雄身后的沉重与无奈。作为凡俗的“庸众”，我们往往折服于“大历史”叙述中所塑造的英雄“神话”，却忽视了这一点：这些叱咤风云、威力无边的“英雄”，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原本是“活”在历史之中，有着单一“英雄”概念无法概括的丰富性。正是基于这一点，作者在将历史具体化的过程中，特别以“小历史”的叙述方式，翻检出那些能够透析对象精神底层的史料，将纸面的“英雄”还原为历史情境中的“常人”，也就得以窥见其作为“常人”所遭遇到的心灵的冲激和折磨。郑成功的抗清和收复台湾，在煌煌青史中留下了灿烂耀眼的一笔。然而，当体认了他在“忠孝不能两全”的艰难选择中所经历的心灵的辗转与簸荡，当领略了他在收复山河的豪迈中面对突然的生命陨落，在家国恩怨的纠结中遭遇到的失意与打击，我们方可深切感知作为“凡人”的英雄所不能避免的精神困境和心理症结。于是，这种“小历史”的叙述非但没有减弱英雄们的光辉与风采，却让我们了解了他们更为真实、也更为丰富的一面。历史，就这样在纸笔间被赋予了生命与活力。而我们也能从这些更为人性、更为真实的“还原”中开始现实与历史、英雄与凡人的对话。
超乎其外：理性的省思与现代的追问
《永远的驿站》作者属历史科班出身，对史料的运用自然驾轻就熟。但是，他显然不以书斋式地罗列史料为务，也不满足于仅仅依托于历史细节的叙述，把一个“历史”（past）的人物、事件“再现”出来。任何历史作为叙述，总是包含着“叙述者”的个性因素，说到底，回到“历史情境”中的“复原”，正是为了从某种程度，或某个角度来实现“叙述者”的目的。作为地域历史文化散文集，《永远的驿站》也同样是一次带着强烈的叙述者（作者）个性特征的叙述。这“个性特征”就体现在作者始终葆有的文化视野和文化解剖意识。作者一方面处于历史情境中细数当年，另一方面却时时以明确的当代意识与现实关怀精神渗透、糅合到对历史的叙述之中。有了这种超越性的文化视野，那些纷纭琐细的历史碎片才不至于四散纷飞，或湮没于浩淼的历史瀚海不知所终。在对历史的“漫游”中，作者始终以独立的文化思考和深刻的文化思想分析、解剖、评断着这些历史对象，这种理性的审视以及对历史的追问始终是以对现实、对今日的思考作为对照，因此对历史的“漫游”也就成为古与今的对话。无疑，正是有了这种“超乎其外”的理性的省思，对历史“入乎其内”的“复原”，才有了“叙述者”个性与理性思悟的支撑与统摄，历史的碎片最终被整合、牵引到作者的超越性视野中，获得了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对崇武古城历史的叙述中，作者振奋于戚继光不畏阻挠、披肝沥胆、誓死抗倭的“崇武”精神，也一再提醒我们去关注末路王朝当权者与普通民众心理上的整体性萎靡与怯懦状态，由此透视出几千年农耕文化所造就的国民性格的柔弱涣散与逆来顺受，冷静地指出抗日战争中我方遭受到的残酷屠杀，应该在谴责日寇的同时更应“反思自身的逆来顺受与柔弱不争”，这种反思意识与自省精神无疑是我们所缺乏的。作为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欧洲留学生，严复得风气之先，其所译《天演论》，惊醒了众多仁人志士的沉寂，开启了中国面向西方的崭新视野。但是领时代风骚的严复本人却由激进而保守，最终归返于传统的孔孟儒学，愈到晚年愈益保守。由严复所经历的极具典型性的悖论性思想历程，作者提醒读者特别注意转型期知识分子在面临东方与西方、保守与激进、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与碰撞之时所面临的宿命性的困境，也提示我们由此去思考如何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统，而又能以开放心态兼收并蓄外来的先进思想、观念。这是从历史的眼光提出的课题，于今日国内纷争不已的中国古典文化现代性转换命题，也具有相当的参照价值和警示意义。从历史中反思并努力突破中国文化发展的现代困境，寻找一条适切的途径，显然也正是作者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
通览全书，不难看到，《驿站》作者对福建历史文化的整体审视与考察，始终联系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主导形态——农耕文化——的反思与解剖，在比照中寻绎出其中的区别与差异，也由此探寻八闽历史文化的地域特征，它在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中的历史遭际，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及应该发挥的历史作用。在这种大文化的视野中，作者特别关注的是西方海洋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由此不断反思几千年农耕文明对中华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依循着这一线索，作者使我们看到，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形态的较量，说到底正是海陆两种文明的竞争与角逐；历史警示我们，只有兼容海陆两种文明的优长，一个古老文明才可以历经几千年漫长历史而不至于腐朽，才可注入新的活力，开启新的面貌。作者怀着深切的历史使命感，发出了对发展海洋文明的热切呼唤，并昭告国人在新的时代必须对海洋文化予以足够的重视，必须打破昔日以陆地为中心的黄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陈旧框架，以新的“海洋”的视角审视自身，方是补救阙失，实现振兴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读毕全书，我们不能不为作者开阔的视野及高屋建瓴的见解而深深折服。
而这，无疑最为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文化意识和现代视野。
深乎其情：以深切的生命体验接通历史与现实
作者曾纪鑫从不放弃亲历、亲睹历史“现场”的机缘，利用开会、出差、旅游及专程探访等方式，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差不多走遍了他所认可的八闽大地“极富文化内涵与典型代表性的山水名胜、历史古迹”。因此，作者赋予“行走”以特殊的文化意义：“行走看似轻松浪漫，却可增加一个人的生命重量；行走产生跳跃与联想，也产生思考与思想；行走受到方式、过程及目的等多重约束，却能够带来新奇，获得知识，激发灵感，产生创造的渴望”。无疑，于作者而言，行走，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生命方式。作者在与这些“历史存在物”的亲近中，每每忘我般地神游于历史的长河中，兴会自如，以自己独特的生存、生命体验接通了历史，激活了历史；同时，也使历史激活了对于自身的体认和省察。
如果曾著仅仅给予我们对历史的生动再现与独特审视，那么，从文学的角度看，他的散文也许就少了文化散文应该具备的美感和趣味，自然有损于作品的审美品格。然而，《永远的驿站》没有使我们失望。
对这些集结、沉淀着丰富历史内涵的自然和人文山水的来龙去脉烂熟于心，因此，行走和漫游的旅程中，作者总是怀着绵延不尽的感触和意兴，其灵动、丰富的想象如丝如缕，牵引出不绝的思古之幽情，也生发出无数敏感的思绪和余兴。这些携带着丰富情感体验、富于个人情性的因子，使得该著厚重而不拘滞，沉稳而富于灵性，达到了文质彬彬、情理相彰、引人入胜的美学效果，而古与今、历史与现实、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因了作者这份灵动的情性之美而相互联通、彼此交融。在对历史从容不迫的叙述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作者性情、意绪的自然流露：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痼疾的深切焦虑，由历代保守势力对新进人物的压制和阻挠而激起的愤激，对虎落平阳、英雄末路的悲慨喟叹，对陷于灵肉分裂精神困境中文人悲剧的同情。而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又使他在历史古迹的今昔对比中，时时关切着当下生态环境恶化、政治体制的弊病、国民性格弱点顽固不化和人文精神失落等社会文化问题。自始至终，《永远的驿站》从充满曲折的民族历史出发，始终思考着中国今日和未来的命运，忧国精神和民族自省意识流动于纸笔间。如此，历史那单调、古老的面目也逐渐变得丰富而生动，具有了特殊的吸引力。
这一点，从他对闽地名人的历史遭际和命运的特殊关注亦可见出。显然，曾纪鑫是带了深切的“理解之同情”，试图走近隐藏在不同类型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心理漩涡，在对个人遭际的细致梳理中，往往感同身受地品味、体验着历史在这些对象们身上的风云激荡、纠葛错结。作者感佩于瞿秋白生命终止时向世人袒露自己真实灵魂的超绝勇气与从容，试图以“同情”式的体认去触摸秋白先生最真实的灵魂。秋白先生以一颗敏感脆弱的文人情怀而身不由己“误入藕花深处”，浮沉于政治的浪潮中，饱尝着内心分裂的精神疾痛。作为文人从政的典型个案，瞿秋白为我们提供了对真实人性，对人的现实存在加以深思的最佳参照。对瞿秋白的困境与悲剧，作者给予了最深切的理解和认同，也就把挣扎于激烈的心理纠葛中的瞿秋白展示给我们：“写，还是不写？秋白进行过拉锯式的反复思想斗争，内心十分矛盾。不写的话，一些个人隐密将随着肉体的消亡带入坟墓，永难为人知晓；而将一些内在情绪、真实想法形诸文字，又会带来一种怎样的后果呢？”作者与叙述对象在灵的沟通和情的交融中最终达于合一之境，而瞿秋白的形象也不再成为“不食人间烟火，与我们隔膜远离的符号”，而是一个情性分明、充满血肉的立体的、多面的也更为真实的形象。其他诸篇，如对郑成功、郑和、朱熹、李贽等人物的叙述，也同样带着同心同感的切己之情，将心比心，每每动人心弦而感人至深。此外，作者所使用的书名“永远的驿站”一语，正是深悉闽地子民在漫长历史中以各种方式迁徙移居的历程，漂泊于旅途而始终心系故土，魂萦梦迁，如同飘摇翻飞的绿叶终将归依于根的召唤。这是对闽地人文特征的高度概括，倘若没有敏锐的直感和真切的体验，没有深乎其情的感受颖悟，殊难有此精妙的发现。
也许曾纪鑫的散文风格与促成“文化散文热”的余秋雨先生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同样专注于对中国人文山水的关切，同样以文化的视野考察历史。不过，余秋雨作怀古之余，似乎更多文人式的历史感喟，而曾纪鑫则执着于将视野集中在特定地域范围，由具体历史人物和人文景观、历史事件的考察来寻索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及总体特征，并指向对中华文明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整体性思考。因之，以一隅而审全貌，入手虽小而纵横开阔，显得富于系统性和层次感。读完《永远的驿站》会发现，作者已然清晰地为我们勾勒出了福建滨海文化千百年来跳动的历史之脉，也开启了我们对与农耕文明不同的海洋文明的新的思考。我们相信，倘若曾先生能够将他的这一文化探索工程不断地进行下去，必将给予我们更多、更系统的文化发现和有益启示。
本文原载《福建文学》2006年12期、《厦门文艺》2006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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