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因为非常偶然的机缘，我看到了曾纪鑫先生的新著《永远的驿站》。一睹之下，竟不能释卷，连夜拜读完毕，引发了我不少思考，深感书中描述的内容有我太多的“偏好”，也从中受益匪浅。
我是一个行走中的客家人，生长在土楼之乡永定县，在西安求学之后到福州开始参加工作。此后几经周折，先是到龙岩市当公务员，其间参加过纪念古田会议70周年理论研讨会，永定土楼、长汀古城、连城四堡、客家方言等等更是常有接触的。2003年始，又到厦门集美一所高校任职，郑成功的“延平故垒”、陈嘉庚的“鳌园”是夜间漫步多走两步就能到达的地方。这两年，我又求学于广东，也对珠三角的几个城市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凭着对地域文化的特殊偏好，就自己的感受和对四地历史文化的有限了解，有意无意地，也曾对自己学习和工作过的四个城市深圳、珠海、厦门、澳门进行比较，分别将其主要特征概括为“活力、休闲、阳刚、和谐”，还就此在自己的博客上评论了一番。厦门，因为有郑成功和陈嘉庚这样极具特色的历史人物，而被我命名为“阳刚厦门”。
没想到，我对厦门的这种印象，与曾纪鑫先生对厦门的一段评价甚为相似：“从武汉移居厦门，我明显感受到这两位伟人对厦门这座现代化城市的深刻影响，他们的影响是那样巨大，仿佛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场’，一股醇酒般浓酽的氛围，弥漫在厦门上空，哪怕一次又一次强劲的台风登陆侵袭，席卷横扫，也丝毫吹散不了半分。”诚然，我的散漫感受，本乃愚者的孔方之见，而在曾先生笔下，却特别显示出了如许深沉的历史感和宽宏的视野。纵览曾先生关于闽地文化的这本大作，深深感到其叙及的每一段历史，每一方土地，都与我的生命轨迹密切相联。因此，暂且不论该著的博雅深邃，在情感上，品读该著已经带给我一份特别的亲切。
曾纪鑫先生“序言”中对该书作了一个小小的归纳：“其中有人的描述，如土生土长的福建伟人、名人朱熹、李贽、郑成功、林则徐、严复、陈嘉庚、林语堂，与八闽大地密切相关的代表人物郑和、瞿秋白；也有物的状写及事的记叙，如通过莆田湄洲岛描写妈祖民间信仰及传统海洋文化，以崇武古城叙写戚继光抗倭，由马尾船厂勾勒中国近代船政文化及中国海军发展的蹒跚步履，通过古田会议纪念馆描叙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壮大……无论写人摹物记事，其落脚点都离不开直接或间接地描写福建哲学与宗教、历史与文化、政治与思想，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与变异，以及西方海洋文化与中国农耕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外省人看福建的历史文化，大多难能有如此深切的感受；就是本土人士，如缺乏对历史文化的深切体悟和反思，虽久居其间，也未免习焉不察，视而不见。如从江浙沪的角度看，他们中许多人认为福建既没有海派文化，也没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福建人同广东人一样，瘦小身材、黝黑肤色；福建作为一个文化地域存在对他们没有多大的辐射，连福建省会福州也只是“流放发配之地”，更遑论其他州府？在他们眼里，福建是更多地被视作蛮夷化外之地。同他们相较，曾纪鑫先生显然有着更加宽阔的文化视野和丰富得多的心灵。
而福建实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片厚土，其多元化不言而喻。历次的民族大迁移如同一层层的土壤在这海洋边上凝结，使每一土层都有它独特的含义，而靠山面海的独特地理环境形成的相对安定与和平让这块厚土保持得很是完整，它有幸成了“有福之人方居福地”。仅仅方言，在河南、安徽、陕西、山西等地，甚至广东，我们大都只能听到一种主导语言，而福建是没有一种方言能通行全省的，各有各的“势力范围”，这就说明了八闽各地文化的延续性，没有发生以一族代替另一族的毁灭性战乱。对福建文化多元性的体认上，曾纪鑫先生在《永远的驿站》中说：“在这样的行走中，我不时跳出有限的地域范围，将八闽文化放在大文化的视野中，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乃至西方文化进行观照比较，深深地感受着福建地域文化别具一格的突出特征——多元性、矛盾性、海洋性。”多元性正是作者在书中展示福建历史文化的第一视角。
我曾经这么想象过，如果把中国文化比喻为一个水桶，则福建的地域文化就是最下的那块构造桶底的木板之一。如果抽走这块木板，中国文化或许是要改写的。试想每一次大战乱，外族灭宋也罢，灭明也罢，最后无不是福建承担起最后的文化使命，在这“天涯尽处”把文化埋藏在某个断层之中。在武平有一个中山镇，据说该镇有一百余个姓氏，全为明朝时的屯兵之后；又说某一村的语言独特却几百年来不知为何，改革开放后直到有村人经商，到东北某地才找到根底。在福建，我觉得实在应该建立起一个非常完整体现各区域文化的历史文化博物馆。
曾纪鑫先生关于福建地域文化“矛盾性”的决断也启人智慧。我最近新收到了来自老家的《苏氏族谱》，其上清晰地记载着早期我们先祖居住在同安，但后来搬移往闽西山区居住的史实。在明确这一点之后，我联想到厦门在前几年也曾经在某处发现明代的土围楼。再观察自己居住的巨大客家土圆楼时，我有一些别样的思考，那就是圆形的土楼为何并没有出现在客家汀州或者梅州等标志性地域，而是出现在客家和闽南交界地带如湖坑、古竹、高头、下洋、适中、书洋等乡镇？是因为土圆楼并不单纯仅为客家的产物。据《漳州府志》记载，土楼为防御倭寇之用。从形状上可以看出，土圆楼是一个防御性相当强的堡垒，同四方形的土方楼相比，圆楼不论是瞭望还是射击，都有三百六十度掌握信息的功能。
如果给历史画一幅线路图，我联系这些资料和族谱记载，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早期的先祖到达同安府居住——元末明初开始，面临零星倭寇，建筑土围楼——明中叶，倭寇势力渐大，侵扰日甚，终不敌，沿九龙江经过漳州地域逃离了闽南平原地区——到达现居住地山区同当地居民融合，建筑防御功能非常强大的土圆楼。因此，从土圆楼发展的路线上就可以看出，其产生并非根源于客家地域，而是早期的闽南抗倭。如果说土圆楼产生的根源是在客家，那么，长汀、连城等地也曾面临土匪侵扰，这些客家之地就更应该建筑土圆楼；既然没有，说明土圆楼的产生机制可能源于客家地域之外。如果源于抗倭，则土圆楼当产生于明中后期沿海居民遭受倭寇肆虐侵犯之时。
所以说，土圆楼既是开放的，也是封闭的；既是客家的，又是客家之外的；楼中居住的，既是客人，又是主人；人居住在土圆楼，既可以之为驿站，又可以之为永远的居所；对居住在内的人而言，是非常安全有效的防御，对不在其中居住的人而言，是非常可怕的步步为营的进攻。土圆楼，是福建地域文化矛盾性的一个标志。
至于福建文化中的海洋性特点则更为明显，不论是早期的妈祖文化，还是后来洋务运动中的船政文化；不论是作为唐朝海洋丝绸之路的起点，还是明代郑和下西洋的休憩地；不论是作为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基地，还是今天沟通台湾的“两门对开，两马对放”，福建在中国海洋史上都是无可替代的。曾纪鑫先生对福建海洋性的认识无疑是快速而深刻的，从其自身的经历也可以看出，《永远的驿站》是其从湖泊文化、江河文化向海洋文化的延伸。
如果一个人乘坐飞机从武汉飞往厦门，他在空中的体验会非常有趣：在江汉平原这块巨大的绿毯上，长江绵延东去，大武汉星湖密布，沃野千里，水土富饶，鱼米之乡也；灰的云朵从飞机下面掠过，白的云朵则还在头顶上空飘浮，人在这样的时空确实会产生“千秋家国梦”之感；渐往东南而飞，湖泊减少，山地渐多，大地铺展开的渐渐是有凹凸感的一幅画面，最后终于要面对海洋，人必须停顿下来了；此刻，是停留，还是出海继续前行，人在思考中，倏地对海边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欲走还留的心理，一个名词突然跳进脑海——“永远的驿站”。确实，只有它才能在这一刻弹拨你的心弦。在今年七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中国的传统情人节七夕，我生命的行走中恰巧经历了这么一段路程，我终于理解曾先生了，我知道有时候平凡的书名后有些自己没有亲历不能随口评价的道理了。而此前，我还认为《永远的驿站》书名太普通了呢！
本文原载《闽台文化交流》2007年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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