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是人生的一种生命方式；行走，是思想的一种活动形式；行走，使一位作家以散文的方式记录了自己的生命活动与思考内容，这便是我们所看到的曾纪鑫先生的散文集《永远的驿站》。
    《永远的驿站》是这位在湖北出生并且生活了四十年的作家在作为新移民来到厦门市工作之后，对自己的第二故乡——八闽大地的哲学、宗教、历史、文化、地理和名人、胜景的认识与思考。不过，曾纪鑫有别于常人的是，他以行走作为认识和思考的重要方式，而且还把它引入作品，成为散文积极而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以双脚为尺，丈量福建的地理、历史、文化；他以心灵为灯，探测中国现代化之路的进程；他以人文精神为镜，映照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融和与冲突。于是，我们在《永远的驿站》中看到了作家以厦门为地理中心，推及闽南文化圈的漳州、泉州等地，再向福建区域的其他文化圈辐射，一边行走感受，一边研读创作，两年的时间差不多走完了他所认为的福建省极富文化内涵与典型代表性的山水名胜、历史古迹。
    《永远的驿站》以优美的文字、深切的情感、理性的思考，为读者展示了历史的福建、地理的福建、文化的福建、立体的福建、复杂的福建、现实与发展的福建。十五篇散文，组成一部比较深入的关于闽文化的十五个专题的历史、文化、文学汇编，给读者打开了一扇认识福建、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认识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窗口。
    曾纪鑫在行走中感受个人的生命重量，更在行走中产生跳跃与联想，也产生思考与思想，他将行走中带来的新奇，获得的知识，激发的灵感，转化为创造的渴望……置身新的环境，在不同文化的磨合中，跳出有限的地域范围，将八闽文化放在大文化的视野中，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乃至西方文化进行观照比较，深切地感受着福建地域文化别具一格的突出特征——多元性、矛盾性、海洋性，进行了关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化、世界文化在21世纪以至未来的沉思。
    在曾纪鑫的视野中，福建文化是滨海文化或曰近海文化，是从中原而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土著闽越文化的结晶，是黄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一种延伸。福建以一种得风气之先的开放态势，首先迎接了近代西方文化的到来，从中吸取了许许多多的内在精髓与有益养分。因此，在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磨合、融汇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作家无论写人、摹物、记事，其落脚点都离不开直接或间接描写福建的哲学与宗教、历史与文化，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与变异，以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
    曾纪鑫感受到，福建居民多为移民及其后代，他们在军旅游宦之地、避难流放之所驻扎生存，驿站般的停留，竟将这里建设成为一处永久的家园。他们血管里涌动着的，是中原望族的高贵血液，对文化、文明有着一种本能的渴求与向往；他们宁可避居偏远闭塞的蛮荒之地，也不愿在专制与强暴的压迫下苟且偷安；他们不甘屈服、奋勇抗争，显得极其另类而反叛，也正因为如此，才永远充满朝气与活力；他们赋予“闽”字以新的内涵，“门字里面是条虫，跳出门外便成龙”。（在本书中，作家以李贽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见《思想家李贽的生前死后》）于是，祖先的停泊地，成为闽人走向未来的新起点，他们以福建为基地，向更远的地方进发：向其他省份延伸，向台湾移民，向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迁移，向欧美乃至世界各地寻求生机，创建新的基业。作家曾纪鑫以自己的移民经历和感受，以自己身上携带的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因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现代全球视野的观照中，与八闽历史文化相通汇、相冲撞，有感奋、有思考、有惊叹、有质疑，也有理解，有赞美。
    《永远的驿站》一书有着许多突出特色。
    其一，历史精神与现代意识的统一。我们以《民族英雄郑成功》为例来看。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被人们称颂的不朽功绩，既有矢志不移的抗清功业，更有收复台湾使其回归祖国的伟大壮举。作家以严格的忠于历史的求实精神描绘历史人物，面对郑成功的身世，让我们这些只闻其名不知其详的普通读者略感意外——郑成功出生于日本肥前平户岛，母亲田川氏是一名日本女子，原来郑成功的外祖父娶了一名地道的日本女为妻，使其有着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还让我们惊异的是，其父郑芝龙是一名威震东南沿海的海盗首领，势力非同一般。其人可以称为智慧过人，也可以称为狡诈异常。他在战乱之年接受明朝政府招安，担任守备之职，由昔日海盗成了朝廷命官。在东南沿海一带称霸，为郑成功此后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军事实力。但为保存军队、扩充实力，郑芝龙竟在清廷的利诱下，下令闽军全部南撤，前往福州受降，成为民族败类，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地的可悲下场。郑芝龙一降，闽东南屏障尽失，清军从容过关，轻而易举攻入福建，民众尽遭涂炭，进入南安后，清军暴掠成性，兽性大发，烧杀掳抢，无恶不作，连郑芝龙的妻子、郑成功的母亲也未能幸免。在民族大义面前，作家留给我们深刻的思考。那些曾经背弃本民族利益的叛者，不论迫于何种情势，出于何种动机，达到何种目的，作过何等贡献，从本质而言，他们都是大节有亏之人，在人格上低人一等。而人格，就是尊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种主要表征，一旦人格丧失，就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精神侏儒了。作家并不为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隐恶。同时，还对郑成功身上存在着的许多缺憾与不足，以现代的思想认识高度予以历史的辨证与评说。正是郑成功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反清复明大业的顺利发展，从而为当代读者提供了深刻的思考话题。作家还对如今有人认为蒙古、满族与汉族已融为一体，都属中华民族的范畴，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便不能称为民族英雄的观点进行批评。评价一个人物，应将他放到当时、当地复杂而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予以论定。曾纪鑫将郑成功的活动放在复杂、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进行考察，努力洞见那深藏背后的意义与影响，使读者在复杂的历史原貌中获得崭新而丰富的理解与认识。
    其二，人物、名胜、历史互相映照，形成一幅幅异彩纷呈、富有文学意味的福建版中国地域历史文化画卷。作品中，有关于许多历史人物的描述，如土生土长的福建名人朱熹、李贽、郑成功、林则徐、严复、陈嘉庚、林语堂，有虽然出生、成长在别处，但与八闽大地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郑和、瞿秋白等。作家将许多名胜古迹的描述，与人物、历史、文化串联在一起，形成了浓郁的带有地方特色而又连接中国历史的人文风景画卷。在《崇武古城》；作家感受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性格，叙写戚继光抗倭，将中国、日本近代以来的民族冲突加以系统思考，呼唤强健民族精神。在《心中的妈祖》，作家描写妈祖民间信仰形成的历史过程，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特征；在《蹒跚的步履》，作家面对中国海军摇篮马尾船厂，感慨万千，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中国近代船政文化及中国海军发展的斑斓图景……
    其三，力求在描写历史人物时揭示人的丰富内心世界与复杂灵魂隐秘。这一点在《真实的灵魂》中描写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时体现得最为充分。作家曾多次捧读瞿秋白的绝笔之作《多余的话》，并来到烈士的牺牲地长汀，深切感受瞿秋白的一生。从被捕入狱写起，紧紧抓住从隐瞒身份到叛徒指认后瞿秋白内心深处所经历的大起大落的变化与艰难痛苦的转型——从希望到绝望，从绝望到坚强，从坚强到反思。生命的终点一天天地向瞿秋白逼近，他知道死亡的不可避免，他并不惧怕死亡，但总觉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有一件紧迫的事情没有完成，那就是留下一份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总结。“写，还是不写，秋白进行过拉锯式的反复思想斗争，内心十分矛盾。不写的话，一些个人隐密将随着肉体的消亡带入坟墓，永难为人知晓；而将一些内在情绪、真实想法形诸文字，又会带来一种怎样的后果呢？也许会遭致敌人的利用、同志的误解。”他在一种不可遏制的内在冲动下进行写作，对自己人生来一次总结，向个体生命作一个交待，给复杂历史留一份见证，写出了真实的自我，真实的人生道路，真实的思想认识，真实的心理状况——这便是他以惊人的坦诚留下的思想自述《多余的话》。《多余的话》撇开了多重顾虑、超越了外在羁绊，留下的叙述，是一份人生道路的真实记录，个体灵魂的深刻剖析，思想信仰的逻辑发展，复杂心灵的坦荡呈示。在曾纪鑫看来，《多余的话》是杜鹃啼血般的生命绝唱，是生命火炬最后燃点放射的光芒，不仅不多余，反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瞿秋白也因此才变得更加丰富而真实、立体而深刻、伟大而浪漫，同时反衬出我们所置身的世界，“是那样地缺少质朴与诚挚、坦荡与真实”。
    《永远的驿站》，深有意味。驿站，是停留地，又是出发点。驿站，既有来路，又有目标，只是停留，而不是停步。作家曾纪鑫在这部散文新作中的创造性发现与阐述，既给他自己的作品找到了一个非常个性的视角，又体现出十分丰富的内在意蕴，给了读者以积极而深刻的启示——关于人生的、民族的、人类的。

本文原载《福州日报》2006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