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的《千秋家国梦》曾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生于荆楚长于荆楚，以其生活经历，透过苍茫的云烟与厚重的历史帷幕，把读者的目光引向遥远而雄奇的荆楚，强烈感受到荆楚文化的雄伟磅礴。至今我们依然无法忘怀《千秋家国梦》所散发出的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与厚重的历史感。2005年，曾纪鑫又推出了《永远的驿站》，这是继《千秋家国梦》之后又一部描写地域文化的散文集。也是曾纪鑫举家南迁厦门，置身新的环境，在闽文化与荆楚文化的磨合与碰撞中的思想结晶。作者以厦门为基点，推及闽南与客家两大文化圈，又辐射到福建其他区域，艺术化地复活了福建较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并寄寓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表达了对那些让民族延绵不绝的恒久价值观的认同。
    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学史中，拜伦、雪莱、歌德从来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他们常常一次旅行下来，便是一部文学名著的问世。《恰尔德?哈洛尔德》、《浮士德》（第一部）都是在这样的旅行中催生出来的不朽之作。对此曾纪鑫也有同感，他说：“两年来，我利用开会、出差、旅游及专程探访等方式，差不多走完了我所认为的福建极富文化内涵与典型代表性的山水名胜、历史古迹。行走看似轻松浪漫，却可增加一个人的生命重量；行走产生跳跃与联想，也产生思考与思想；行走受到方式、过程及目的等多重约束，却能够带来新奇，获得知识，激发灵感，产生创造的渴望……正是在这样的行走中，我不时跳出有限的地域范围，将八闽文化放在中华大文化的视野中，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乃至西方文化进行观照比较，深深地感受着福建地域文化别具一格的突出特征——多元性、矛盾性、海洋性。”一边行走感受，一边研读创作，在近两年断断续续的累积中，曾纪鑫又奉献给我们一部《永远的驿站》。诚如书名所示，它预示着作者的行走与思索是永远的、开放的。
    首先在历史层面上，我们注意到曾纪鑫细腻、深刻地把笔触伸向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后的福建，他从南宋理学家朱熹、明代的郑和、戚继光、郑成功，近代的林则徐、严复，土地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中国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林语堂，著名侨领陈嘉庚等写起。在这跨度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涵盖了古今福建的历史文化名人，见证了闽文化的发展历程。涌动在这些散文中的一个共同的主题——抗击外敌、捍卫国家统一的不屈的民族精神，把看似零散、跳跃的历史联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如此，曾纪鑫的散文还让我们感受到，如何透过时光的迷雾去触摸历史，如何以散文的形式加以鲜活可感的呈现，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考验。
    其次，在地域方面，曾纪鑫从闽南的崇武古城、海神妈祖，走到封闭与开放的客家土楼和四堡的印刷，穿越了闽文化的两个主要文化圈——闽南文化圈与客家文化圈。在《崇武古城》中，作者由南京大屠杀联想到戚继光的抗倭。他在叙事中不断放下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断回到现实，反复扣问：“就明朝的综合国力而言，应该是明军进攻才是，却反而遭受前所未有的严重倭患……人人固守着一块狭小的地盘，日出而而作、日落而息、自得其乐地生活着，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所提倡、推崇、向往的美好田园生活。这种恬静、和谐固然是一种难得的境界，然而也形成了国民与世无争的柔弱性，一盘散沙的结构性，逆来顺受的国民性。”在写永定客家土楼时，曾纪鑫又从土楼窥见了客家文化的内敛性与开放性，他说：“一座土楼就是一个狭义的村落，一块文化社区，一处独立于外部天地的小型世界……然而，土楼又是开放的。客家人的血管里，流淌沸腾着的，毕竟是桀骜不驯、追求自由、向往光明的血液，他们不甘心困守一隅，总是将眺望的目光，投向四周，穿越重重大山，推向那遥远的地平线。”曾纪鑫的每篇散文中都浸透着他的思想，他决不人云亦云。因而，在前人已经涉猎的题材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作者对自我的确认和肯定。在此，地域只是激发作者思想的客体和历史的载体。总之，曾纪鑫的散文既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又蕴含着深邃而敏锐的思想，这是他不同于别人之处，这便是他的风格。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让“文化散文”不胫而走，市场上立刻出现了争相模仿的效应。实事求地讲，余秋雨最初的散文写作受到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影响，其布局、套路如出一辙。而曾纪鑫的散文完全是在文化散文汹涌而至的情况下，在艺术上的又一次探索与创新。他独辟蹊径，避开了流行的文化散文的空泛轻飘，扎根于厚重的地域文化之中，《千秋家国梦》把一部可感知可触摸的荆楚文化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不仅为荆楚文化的博大豪迈而震撼，而且一扫许多地域文化理论研究中的空泛与晦涩。老子说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曾纪鑫的地域文化散文之气象不凡、别开生面、耐品耐读，就在于充分实现了艺术创造的具体化、细节化。作者笔下的地域文化是用历史的细节再造的。他通过人物塑造，复活了历史。所以，我们在他的散文中所看到的几个世纪的闽文化宏阔画卷始终是艺术化的历史，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人物命运又是同特定地域风情联系在一起的。作者没有故作深沉状，而是用充分的细节完成对历史的书写。
    2003年，当曾纪鑫南迁厦门后，他便以一个异文化者的视野，近距离观察审视闽文化，闽文化的多元性和海洋性特质进入他的视野。闽文化是同海洋联系在一起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高度称赞海洋文明，他说当人们“从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便以智慧和勇敢，超越“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的平凡土地，走向大海，进行征服冒险。同样，海洋也给了曾纪鑫一次反思中华文化的机会，也是一次挑战自我的机会。闽文化虽然起步不如他的故乡荆楚，历史底蕴也缺乏荆楚文化的沉重与诡异，但闽文化的特点在于其孤悬海外，海洋成为闽人走向世界的永远的驿站。近现代以来，海外的移民多为福佬与广府之人，你走在纽约法拉盛的大街上，不绝于耳的是福州的乡音。在曼哈顿的中国城里，悬挂着“长乐同乡会”匾额的会馆矗立在显眼的地段，甚至连《世界日报》的大幅招聘广告中也赫然写着“要求讲福州话”。这便是闽人走向世界的见证。
    曾纪鑫的地域文化散文重在探究历史的地域文化成因。比如，在写林语堂时，他指出林语堂能从偏僻的漳州平和坂仔山村走出，成为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大师，与厦门得开埠之先，经历欧风美雨的浸染有很大关系。1840年之后，厦门成为除广州之外最早传入基督教的城市，基督教对闽省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海外基督教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牧师倪柝声和唐崇荣，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是闽人。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成为基督教的牧师，并为日后子女的教育奠定了精神与物质基础。林语堂的中学与大学都是接受的教会教育，因着基督教，西方文化耳濡目染浸入他的血液。这些曾纪鑫都为我们一一道出。然而，林语堂毕竟是中国人，当他置身西方世界时，便自觉承担起把渊深的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的的使命。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的底蕴，他哪敢有此作为？可以说，闽南地域文化孕育了林语堂。从此，林语堂以西方文化的视点切入中华文明，认真审视，比较反思，在一条前人未能很好开拓的漫长之路上探索前行。曾纪鑫写道：“他从传统出发，服膺西方文化，而后又回归传统，看似绕了一个圈，实则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他一出生，就在父亲的安排下被动地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成为一名教徒。然而，在人生的探索中却对基督教那些神奇的传说，枯燥的教条，繁缛的礼仪感到荒诞、厌倦与困惑……经过又一番研究探索，晚年的林语堂重新皈依基督教……最后才发现基督教符合自己的思想。”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美国著名作家玛丽?麦卡锡。这位桀骜不驯、官司缠身的女作家，她虽出生于天主教家庭，受教育于教会学校，可她处处以无神论自居。她不断穿梭往来于巴黎与纽约之间，对宗教嗤之以鼻。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在病榻上十分虔诚地表示愿意接受基督教，恳请求牧师为她举行葬礼。对于作家的心灵归属，曾纪鑫表示充分的理解与尊重。
    曾纪鑫散文最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可读性。在行文中，作家不断进行改革，融入许多小说的技法与要素，使文本妙趣横生。散文以作者的游历为主线，却不断有悬念迭出，吸引读者的眼球，让人欲罢不能。最后，我们期待曾纪鑫将有更多更好的文化散文问世。

本文原载《福州晚报》2006年8月9日、《出版广角》2006年第8期、《厦门航空》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