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谢有顺在他一篇论文化散文的论文中说过：“散文在中国，先前虽为一切文体之源泉，但发展到今天，它在文体上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他认为，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在自己的写作中，保持创造和发现的眼光，保持文化散文写作的个人情怀。（参见谢有顺《视角，理解历史》）事实的确如此，散文的境遇是如此尴尬，甚而至于悲哀。一方面，散文出版持续繁荣，另一方面，散文佳作又乏善可陈。我以为在散文（包括文化散文）的这种尴尬以至于悲哀的处境中，曾纪鑫的作品可以说是一个例外。这是我再次阅读他新近出版的文化散文集《永远的驿站》时最初的感受。
    正如作者在该书代序中所言，《永远的驿站》是他继《千秋家国梦》之后又一部研究描写地域文化的专著，只是描述的对象已由《千秋家国梦》中的故乡湖北荆楚，变成了现在的生活工作之地──福建八闽。曾纪鑫的这部文化散文，主要由两部分篇章构成，一是关于福建历史文化名人的描述，如朱熹、李贽、郑成功、林则徐、严复、陈嘉庚、林语堂、郑和、瞿秋白；二是关于福建文化事物的记叙，如四堡雕版、妈祖民间信仰、传统海洋文化、戚继光抗倭、马尾近代船政文化与中国海军简史，以及通过古田会议纪念馆描述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壮大。
    福建历来被称为散文大省。散文作者众多，散文精品也可以说不少。但是，曾纪鑫——这位来自湖北荆楚大地的新福建人，却以他独特的视角，在他到福建短短两年之后，就完成了这样一部关于福建地域文化的散文专著，这不能不使人敬佩他在文化散文艺术上的雄厚实力及不懈追求。而尤为可贵的是，作家不是简单地重述福建历史文化史实，而是“无论写人摹物记事，其落脚点都离不开直接或间接地描写福建哲学与宗教、历史与文化、政治与思想，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与变异，以及西方海洋文化与中国农耕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参见《永远的驿站?代序》）。尘封在幽暗深处的历史就这样被照亮了。作者是历史科班出身，但他在触及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时并未陷入史料的泥淖之中，而是有他对历史独特甚至是尖锐的思考。他总是站在现实的、此在的高度来观照历史，这就使他笔下的福建文化显得真实、鲜活，同时又有着敏锐、深邃的思索。正如著名学者樊星认为的那样——曾纪鑫的文化散文《千秋家国梦》填补了湖北地域文化在文学创作的空白，同时，又是一部“文采飞扬”的湖北文化史；我也同样认为《永远的驿站》一书的创作，为福建地域文化的文学表达填补了一个空白，而且，由于他深刻而文采飞扬的叙述与评说，也可以将其视为一部生动的福建文化史。
    曾纪鑫的文化散文有一个特点，就是字里行间跳荡着澎湃而又沉郁的激情。这种激情在《永远的驿站》中也是很突出的。这得益于作者对他所描述的对象有着深入的理解，而且作者对其所描述的对象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均有实地的探访与考察。这一点也许是在众多文化散文作者中比较异类的吧。因为不是每个文化散文作者都能像他这般虔敬地对待笔下的人物和事件。这就使得作者能够身临其境般进入到人物和事件的核心，从而更好地把握他所评叙的对象。以《崇武古城》为例，作者不是简单地叙写崇武古城的历史兴衰，而是将澎湃而沉郁的激情与崇武古城的抗倭史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真实的灵魂》写的是瞿秋白，瞿秋白不是福建人，但他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作者为创作这篇文章，专程到长汀瞿秋白当年的囚室及就义的地点，并以其遗作《多余的话》为核心，展开对瞿秋白全方位的认识与抒写。关于瞿秋白的文字我看过的也算不少了，但曾纪鑫这篇《真实的灵魂》依然使我为之动容，我想我是被他文字的精魂打动了。作者认为，我们在《多余的话》中所读到、认识的瞿秋白，是一个有着二元人格、复杂思想、矛盾心态的真实物。“秋白以一种超拔的努力，让自己的灵魂站在炽目耀眼的聚光灯下，拿着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对着另一个曾经的自我切割、化验、分析，那种犀利与透彻简直达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唯有秋白，以一个文人兼政治家的特殊身份，一个平民而领袖的丰富阅历，一种超越苦难的勇气决心，一种洞彻人生的坦诚洒脱，才能达到这样少有的高度与深度。”什么是激情呢？这就是激情，一种内在的激情，一种忧郁的激情，而不是肤浅的、浮于表面的激情。如果没有对瞿秋白人格的深入把握，如果没有亲临瞿秋白囚室和就义遗址，这样昂扬而沉郁的激情又如何能够产生？
    在此，我不能不提到《星火与太阳》这篇写古田会议的文章，因为这种写革命历史的题材真是不容易写好。然而，作者依然满怀激情地将自己融入到那段历史中间，并时时有真知卓见散见于文字丛林之中。最有意味的是写于末尾的一个片断，作者置身毛泽东当年写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旧址协成店二楼，沉浸在当时的氛围之中，竟达到了忘我的境地：“此时，太阳正在西下，一道血红而艳丽的阳光越过新建的廖氏宗祠射了过来，一瞬间，我的心头一闪，不禁找到一种特殊的感觉。我将目光推向前方，挥了挥手，学着毛泽东的样子，大声叫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如果没有足够的激情，如果没有对当时历史的透切理解，曾纪鑫又怎么可能有这样一声天真而可爱的“大声叫道”呢？
所以，我认为在曾纪鑫澎湃而沉郁的激情下面，有着他宝贵的真实而可爱的灵魂。这就是所谓的性情中人吧，我以为这也是他何以能够永远保持对文化散文创作的持久激情之缘由吧。
    当然，文化散文是不能仅有激情的，如果仅有激情，很容易陷入一种“煽情”的窠臼之中，正如许多评论家批评余秋雨一样。曾纪鑫显然知道他要规避这个极容易掉进去的陷阱。由此，我不能不谈到《永远的驿站》中的另一个特点──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由于作者所描述的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物，这种“见解”──借用谢有顺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历史理解”。谢有顺所说的“历史理解”，“就是作者的独立见解和思想个性”。在我看来，只有这样的文化散文，才能称作真正的文化散文，也只有这样，历史才会被照亮，才能给读者以灵性与思想的启迪。正如文化散文作家张加强所认为的那样：“文学是一种精神发现，往往是在野的、异质的、民间的精神发现，能到达历史的人生深处。”（参见张加强《千秋独行?重读判决的时光》）我以为曾纪鑫《永远的驿站》最吸引读者的也正是他的“见解”──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属己的、在野的、异质的、民间的见解，而不是别人的、公共的见解。
    仍以《崇武古城》为例，作者在简述异族统治给汉人的影响后随即评论道：“两次异族统治，汉人都处于社会底层，他们心怀不满，也有过反抗，可脑袋硬不过钢刀。好死不如赖活着，麻木不仁、无所作为、不思进取地活着，仅为活着而已。当这种‘活命哲学’发展成为民族的主流时，精神萎靡、胆怯畏葸、柔弱顺从、人格卑微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严重痼疾。因此，每次异族统治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就是民族的阳刚之气与正义之风大打折扣。”
    作者在描写林语堂的《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一文未尾也有令人深思的见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失态、失落、失语的尴尬，如何在西方与东方、中心与边缘、解构与建设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点，改变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林语堂先生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取世界文化一体化的多元整合视角，对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而曾纪鑫对思想家李贽则更是满怀激情而又卓有洞见，当作者生动地描述李贽自杀的情景之后，不由得以悲愤的笔墨写道：“天下之大，竟容不下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李贽就这样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因学术而获罪致死的伟大思想家。”作者在结尾又写道：“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无疑是一具行尸走肉，同理，一个缺少哲学与思想的民族也是平庸而可悲的民族。中华民族要崛起，要有所创造，要跻身于世界民族强林，非得有一流的、真正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为先导不可。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与意义而言，李贽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历史总是在沧桑中前进，历史又总是显露出它狰狞而邪恶的嘴脸，而在这样狰狞与邪恶的历史中，却有像李贽这样的思想家，敢于特立独行，敢于挑战权力，敢于挑战已有的体制。这样具有反叛精神的另类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寥若晨星，但也已经足够了。因为，在许多时候，一个人就足以使一个时代甚至几个世纪不朽了，就像李贽之于晚明，郑成功之于明末，严复之于晚清。藉着《永远的驿站》的叙述与评说，我们得以与这些不朽的灵魂在历史深处相遇，而原本是死的、沉寂的、被遮蔽的历史因此被感知，被温暖，被照亮。当历史被照亮时，就不再是死的、沉寂的、被遮蔽的历史，而是鲜活的、被展示出来的、充满生机的生活、事实与见证。
    此外，《永远的驿站》的语言也有着清新而又刚健的特点。这种清新刚健的语言，既是作者才情的自然表露，也是对描述对象熟稔的表现，更是作者心灵清新刚健的体现。因为一个人怎样思想，就会怎样说话。散文是语言的艺术，也是说话的艺术，散文是最真实的，可以说在散文的每一个字词背后，都显示着作者的灵魂。作者灵魂的差异性造成作者语言的差异性，而语言根底的差异性往往又造成散文艺术的高低及其差异性。
    历史不应是一个被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或大姑娘，它应该被真理的光芒所照亮。尽管不可能一次就完全照亮，但每一次的照亮都使我们看得更加清晰。优秀的文化散文及其作者们，应该有这样的历史见解与历史眼光。

本文原载《东南早报》2006年8月15日；《文艺报》2006年8月15日，《五彩石》文学双月刊2006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