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的驼哥》：一部残疾人的生活史与启示录
———曾纪鑫访谈录
作者：杨天松/曾纪鑫
小说梗概：李治国天生驼背，胸部凹陷，后背鼓凸。在世人眼里，显得十分滑稽，常成为捉弄与打趣的对象。而驼哥却有着一颗聪明绝顶的脑瓜，并尽其所能地利用周围的环境与条件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我发展。他不在乎别人的嘲笑，以一副居高临下、幽默调侃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群；他不自暴自弃，以超出常人的毅力与努力顽强拼搏。他小时候放过牛，长大后靠理发手艺谋生；他承包村里的抛荒地，开办驼哥美容美发店；他难以找到满意的姑娘喜结良缘，便以独有的“驼氏风格”与村里的一些女人周旋……他不屈地挣扎，不懈地奋斗，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驼哥孤独而栖惶的身影，总是显得那么辛酸而无奈，可悲而可笑。
采访者简介：杨天松，福建连城人，现居厦门，青年评论家。
访谈时间：2005年1月
访谈内容：
杨：首先，祝贺您出版了长篇小说新著《风流的驼哥》。您出版的专著相当多，像文化大散文《千秋家国梦》《拨动历史的转盘》，长篇小说《楚庄纪事》《凶手与警察》，此外还有纪实文学作品。听说您还写过大量的话剧、小品，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诗集。请谈谈您的创作经历好吗？
曾：我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有20年创作历程。自1990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我先后在湖北省黄石市艺术创作研究所、武汉市艺术创作中心、湖北省艺术研究所从事专业创作。2003年3月调到厦门市群众艺术馆后，担任一本文艺刊物的执行主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琐碎事务，工作性质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但仍有一大块时间进行个人创作。相对来说，我的创作路子比较宽泛，并不局限于某一固定的形式，几乎所有文学体裁的创作我都尝试过。但自1998年后，我“缩小战线”，将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长篇小说、文化历史散文及剧本上。
杨：您原来学的是历史，后来怎么转到文学创作的？您的《千秋家国梦》《拨动历史的转盘》以及《风流的驼哥》，都有很深的历史感。文史原本不分家，但能真正融在一起的人并不多。您是怎么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起来的？
曾：我是先有了一个中文专科文凭，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然后才进入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拿了一个历史学士学位的。我的兴趣爱好相当广泛，举凡哲学、宗教、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心理学等等，什么样的书都读。中国有文史相通的传统，而我更偏重于文史哲三者之间的融合，并试图在它们之间打通一条具有个人特色的“通道”。这种努力表现在创作上，可能就形成了您所说的“文学和历史相结合”。
杨：我开始以为您是福建人，没想到您是湖北人，而且是湖北公安人。公安县是很有文化传统的地方。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作家，您觉得您的家乡对您的创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曾：明末的“公安三袁”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并且推动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诞生与发展。“公安三袁”的巨大影响使得我的故乡公安县积淀着深厚的文学传统与历史渊源。真正的文化人如果有机会踏上那片热土，就会深切地感受到公安的山水田野间弥漫、荡漾着一股浓厚而灵动的文学气息。我22岁那年才离开故乡，长期的浸润自然会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我的文学创作之中，特别是“公安三袁”提倡的“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的性灵说，更是深得我心。
杨：在历史上，湖北的文化传统更是令人肃然起敬。谈到文学，荆楚大地的“楚辞”是浪漫主义的源头，而屈原是“楚辞”的创立者，您可以谈一下对屈原的认识吗？我觉得《风流的驼哥》颇有荆楚文化的韵味，您的创作是否受到屈原的影响？如果有，这个影响有多大？
曾：作家、诗人创作风格的形成，特别是作品的选材，离不开他所置身的地域环境。我的长篇新作《风流的驼哥》不仅取材于故乡，更打上了荆楚地域文化的烙印。屈原那瑰丽奇幻、激情奔放、文采华美、恣肆汪洋、风格绚丽的诗风以及对天地万物的大胆质疑，“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热烈情怀，正是吸取了楚地湖光山色的精蕴而成为中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的长诗《离骚》《天问》我曾认真地研读过，而《国殇》《涉江》《哀郢》《橘颂》等则能背诵。屈原对我的影响是潜在而巨大的，比如在《风流的驼哥》中写到驼哥师傅熊待诏的丧葬时，就不知不觉地想到了他的楚辞《招魂》，并对有关诗句加以创造性地引用。
杨：我觉得小说应该关怀人，关怀人的命运，关怀人的理想和人的精神，小说要有人的终极关切，小说要成为时代的见证。这才是真正的小说。但不能否认，目前有许多创作是很游戏的。小说创作游离了当代人的生存状况。这是一种时代的悲哀，更是作家的悲哀。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您的小说观念是什么？
曾：关于小说的“阐释”，我最能认可的一个“说法”，便是长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小说虽为虚构，但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土壤，总是有意无意间将民族的遗传基因、独特历史、心灵密码编织其中。我没有严谨而系统的小说理论观念，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来自底层，我会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我写他们的世俗生活，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当于生活的表象透出强烈的人文意识与终极关怀，由肉体深入灵魂，以此岸观照彼岸，从生存的世俗抵达存在的意义与生命的本质。
杨：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您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风流的驼哥》。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很严肃的小说。但我觉得这书名挺刺眼的。我觉得叫《驼哥》就挺好，既朴素，又大方，加上"风流的"三个字，是否是一种市场运作策略？是否为了让它显得更大众化？
曾：我为小说想了两个题目，一是《向往雄鹰》，另一个便是《风流的驼哥》。因是一部具有黑色幽默风格的长篇小说，在取题目时我不得不考虑风格的一致。《向往雄鹰》虽然古板了一些，但一个残疾人向往并渴望变成一只搏击蓝天的矫健雄鹰，作为驼哥本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可在常人眼里便有了滑稽可笑的成分；而《风流的驼哥》，更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一个残疾人无论怎么高明伟大，也难以达到真正的风流，更多的只能是沉重，是带着上帝加给他的镣铐“舞蹈”。 以《驼哥》为名，自然十分朴实，但与小说风格便不统一了。最后出版社撇开《向往雄鹰》而选择《风流的驼哥》，我想多多少少也与市场运作有着一定的关联。
杨：威廉?巴雷特是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他说过这样的话：每一个时代都要把自己心目中的人的形象投射到这一时代的艺术中。“艺术史本身不过是相继出现的不同的人的形象。”我很赞同他的观点。艺术的核心应该就是“人”，文学的核心也应该是这样，小说尤其应该如此。巴雷特举例说道：一尊希腊雕塑不只是一块有形的石头，而是希腊人据以生活的人的形象。罗马头像的那张脸体现了绝对统治、权力和帝国，而基督徒则有一张神祇化的脸，具有神学家所理想化的尘世谦卑。而“现代艺术中很大部分所涉及的不过是被破坏了的传统的人的形象。人被剥光了一切服饰；不仅如此，他还被剥皮，切成碎片，四处抛撒”。从巴雷特的话出发，我觉得“驼哥”这个人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这是一个残疾人。为什么要以“残疾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呢？有什么寓意吗？在我看来，驼哥外形上的弯曲和不正常，象征的正是我们时代的不正常。从这点而言，我认为驼哥这个人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是一个的“人的形象”，同时，他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您认为呢？
曾：我并非有意选择残疾人作为我小说的主人公，而是生活中的原型触动了我创作的灵感。在我的故乡，真的有这么一位驼哥，是一位乡村剃头师傅，能够自食其力。我每次回故乡，总能见到他走村串巷的身影，见识他的开朗与幽默。普通农民受生活重负的压迫，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少有笑颜，而他总是一副嘻嘻哈哈知天乐命的样子。他很会说笑话，也特别能讲故事。一次，当我听说他与村里一位相当漂亮的嫂子“有一腿”时，真的大吃一惊，就他那副瞧着有点“恶心”的尊容，那位看上去多少有点超尘脱俗，在农村可谓相当出众的妇女，怎能与他勾勾搭搭呢？后来，我两次回故乡，又发现他与另一位有夫之妇明目张胆地搞在一起。那位村妇晚上去驼哥家，白天回自己家。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换了别人，早就无法见容于社会了。正因为驼哥是残疾人，乡亲们只是拿他们作为茶余饭后的笑谈，并无半点实质性的干涉之举。这一独特的“驼哥现象”不由得引起了我的思考，决定以他为原型创作一部小说。一天晚上，我去了驼哥那土砖搭就的一正一偏独身小房，与他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长谈。他大我五岁，我们从小就熟悉，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与他闲侃。通过一番掏心掏肺的谈话，我知道了驼哥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个人秘密，特别是他的心理活动，更是超乎我的想象之外。在我们眼里，驼哥是一个残疾人，显得滑稽可笑；而在他眼里呢，所有的物事则全部倒过来了，值得嘲笑的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于是，我决定以第一人称、一个残疾人的视角展开描写，这种叙写方式对我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嬉笑怒骂、性之所至、随意臧否，解构伪崇高与假神圣、伪道德与假正经，特别是几千年来人们奉为圭臬的东西，比如专制与正统。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不能否认，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凌空产生的，它是从几千的历史深处走过来的，加上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影响，这个时代肯定也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时代不正常的东西。“驼哥”是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否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驼哥就是这么一个人，读者以及评论家们对他有什么看法，作为作家，我已不能左右，我现在关心的是我下一部小说会是什么。
杨：福柯在《不正常的人》一书中区别了残疾人与畸形人的不同点。他说：残疾不是畸形，因为残疾在民事法律或教会中有它的位置。残疾人虽然不符合自然，但它可以说被法律预见到了。福柯认为的畸形，“不是医学概念，而是法律概念”。所以，他认为的畸形是指两个生物界的混和（如牛头人身）、两个种的混和（如羊头的猪）、两个个体的混和（如两个头一个身体）、两种性的混和（如既是男又是女）等等。我觉得福柯区分得很准确，也很有意义。您小说中的驼哥，他不属于畸形人，他只是一个残疾人。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作为一个残疾人的驼哥，仍在法律覆盖的范围内。所以，从医学的角度，驼哥是一个残疾人，但从法律上来看，他仍是一个正常人。他虽然驼背，但他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而且他很聪明，有过人的记忆力，有梦想，也有很强的性生活能力。是这样吗？
曾：关于驼哥的残疾与畸型，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分析。从医学的角度他是残疾人，在法律上他是正常人，而在心理方面，我认为他是一个畸型人。社会上的许多残疾人都是如此，他们在一个缺少关爱、同情与理解的环境中长大，长期的心理压抑导致严重的心理变态。当这种变态越过一定的底线，就成了畸型。这也是一个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社会性问题。
杨：驼哥除了身体上残疾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要认识的，那就是他道德上的残疾。我觉得小说的启示，也许就在这里。在驼哥的生活史中，他上过学，放过牛，后来学习理发，成为一个理发师傅，由于相亲失败（因为他的驼背，加上个子矮小）他决定独身，后来又承包村里的抛荒地，转而开美容美发店等，这些都无可厚非，也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为改变现状而努力所应该做的事和可能发生的事。但是，驼哥在性关系方面却是一个十足的沉沦者。他和包括师妹在内的十几个女人有性关系。在驼哥的思想中，只要有钱，没有不上钩的女人。包括他早年的暗恋对象黄秀莲，也是他处心积虑，放长线钓大鱼，花了不少钱才搞到手的。而且，他还有严重的意淫行为。那么，是否寓示着人在道德上的无力感呢？此外，对驼哥而言，性也是证明他与常人一样正常的唯一方式，成为他人生价值的体现，这是一种时代的悲哀，也是时代的堕落，驼哥的生存价值要通过肉体欲望的满足来展示，这说明人的堕落已到了何等深的地步，尤其是在一个以“万恶淫为首”的传统国度。所以，我认为驼哥是一个双重的残疾人，一是身体上的，二是道德上的也就是精神上的，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曾：您所说的就是我刚才回答的问题，身体残疾，精神畸型。特别是在性方面遭受一连串无可奈何的打击，正常的欲望无从释放，只有通过曲曲折折、七弯八拐的渠道渲泻。在这样一种长期的压抑状态下，我们却指望他在道德与心理方面如何健全，这可能吗？其实，驼哥的境遇也是我们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一种折射，从中可以窥见民族生存的真实符码。
杨：这部小说写了大量的关于理发历史及辫子的事，使小说家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感，同时也使小说具有一定的文化涵义和思想深度，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删掉这些内容，对小说本身是否构成损伤呢？
曾：理发历史及辫子的事情，篇幅较长，表面看来似乎对小说的结构带来一定的损伤，但它没有游离于主题之外，且与驼哥的谋生职业密切相关，是整部作品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删除！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理发，真正知道其来龙去脉的能有几人？理发的内里，其实藏着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哀、集体压抑与潜在变态，我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清朝以前，汉人是不理发的。自满清入关，清顺治帝颁布剃头令后，剃头与留发成为归顺与叛逆的标志。为保住头发，汉人奋起反抗。但脑袋硬不过钢刀，要想活命，只有剃发做清朝的顺民。在满清统治的近300年历史中，汉人将脑袋前的头发剃掉，脑后拖着一条狗尾式的长辫。他们表面臣服，内里却咬牙切齿，一有机会就举义反抗。这样的生存状态、精神压抑、人格变态与驼哥又有什么两样？在历史上，汉人曾两次遭受异族的统治，每一次统治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民族的阳刚之气与正义之风大打折扣，好死不如赖活着，精神萎靡、人格堕落、道德低下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严重痼疾。辛亥革命成功，满清覆亡，汉人再也回复不到那种“总发为髻”的装束了，于是，理发（俗称剃头）作为一种行当便留存至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可谁在理发时又想到过民族压迫的屈辱呢？当然，我并不是要大家在剃头时搞得那么沉重，但必要的记忆，是一个民族昂扬向上的动力。
杨：此外，小说写驼哥的生活史，也同时写出了他的奋斗史。在生活中，驼哥是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但他也是一个思想正常的人。他渴望改变命运，所以他不断奋斗。但最后，他失败了。他的美容美发店被他的亲弟弟烧毁了。这就写出了一个小人物的悲剧史，也揭示了一种存在的荒谬感和虚无感。您认为驼哥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吗？驼哥作为一个农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他经历了从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生活，他想改变命运，但他失败了，如果，驼哥不驼，他的结局有可能是什么呢？
曾：驼哥不驼，我就不可能创作这部小说，也就不可能坐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了。我在小说中叙写的情节内容，一部分是驼哥的亲身经历，而更多的，如背诵毛主席语录、放牛、创作歌词、承包抛荒地、开设美容美发店、喂养黄狗等等，则纯属虚构。虽为虚构，却是驼哥生存语境下的真实写照。一句话，书中描写的一切，都是遵循生活逻辑合乎情理的发展与呈示。驼哥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不是英雄或失败的英雄不重要，但你说的“揭示了一种存在的荒谬感和虚无感”，也许是有的。
杨：现在我想请您谈谈这部小说的创作风格，正如小说封面一段醒目的话语所言，《风流的驼哥》的确是“一部具有本真意义的黑色幽默长篇小说”。黑色幽默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其代表作家有海勒、冯内古特、巴思、品钦，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有《第二十二条军规》《万有引力之虹》等。在以往的黑色幽默作品中，都是描写、处理一些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比如当下流行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其中的黑色幽默便与东欧的社会政治动荡密切关联。而您的这部《风流的驼哥》，描写的却是一个不甚起眼的驼哥，一个再小不过的小人物的命运与苦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独特的发展与创造。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的反传统、反文化、反崇高色彩，王朔作品中所透出的调侃与嘲讽，都具有黑色幽默的味道。将您的这部作品与他们的进行比较，那种浓酽的贯穿整个小说始终的黑色幽默，在中国当代文坛显得独树一帜、非常突出，可以视为黑色幽默创作的一个重大收获。请问，您为什么会采用这样一种方法进行创作呢？
曾：黑色幽默是一种把痛苦与欢笑、残忍与柔情、荒谬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并列在一起的喜剧。最早接触西方黑色幽默作品，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不可否认，黑色幽默对我产生过较深的影响，一些重要作家的主要作品我都认真地阅读过。在我的创作中，从没有追赶时髦、刻意模仿某一流派的作品，《风流的驼哥》是我至今创作的惟一一部黑色幽默小说，是人物原型、当下生活与时代背景促使我选择并利用了黑色幽默这一形式。驼哥在世人眼中的滑稽形象，以及世人在驼哥心里的不以为然、幽默调侃决定了作品的喜剧风格。而驼哥的命运与遭际却又实实在在地具有一种强烈的悲剧色彩，只有运用黑色幽默这一“旧瓶”才能很好地装入驼哥题材这一“新酒”。当然，我所运用的黑色幽默实则与西方有着一定的区别，是符合大众欣赏口味、民族审美习惯的创造性转换，熔幽默调侃与严肃认真、嘲讽戏谑与深邃思考、荒诞离奇与平凡真实、喜剧精神与悲剧意识于一炉。我选用这一形式的创作意图，是将沉重的生活与无法承受的苦难化为笑声，使读者在不断的笑声与阅读的快感中思索，在一种笑中带泪的思索中超越我们所置身的鄙俗的日常生活，由世俗生活抵达精神与灵魂的层面，获得某种净化与提升。
杨：小说的结尾写“驼哥依旧”，是写驼哥的大彻大悟呢？还是写他的无奈？小说末尾写道：“是啊，驼子就是驼子，我又有什么想不开的呢？！”似乎有阿Q似的精神胜利法，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这让我觉得辛酸，尽管他有道德缺陷，尽管他是个驼子，但这个人物的遭遇是令人伤感和深思的。小说也在这一点上达到了一种对存在的思的境界，达到了思考现实和人生的哲学层次。我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对。我倒很关心驼哥在他的美容美发店烧毁后，驼哥会干什么？如果这部小说再写下去，您会写驼哥做什么呢？
曾：驼哥美容美发店被他的亲弟弟烧毁了，黄狗丽丽在环境的逼迫下被他亲自赶跑了，驼哥仿佛被冷酷的现实逼到了“绝境”。经过山坡草地上的一番“大彻大悟”后，驼哥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下山回到村人中间，继续以驼子的身份活下去。他不阿Q又能怎样？不阿Q式地自我解脱与解嘲，生存的意志就会崩溃，肉体就会从这个世上消失。至于他回到村里后会干些什么，我想当然是干他的本行——剃头理发。这一生存活命的基本技能，无论是谁，也无法从他身上剥夺。如果真要给《风流的驼哥》弄个续集的话，我得安排他离开故乡山村，来到某一特定的城市谋生。置身在一个不同于农耕文明的工业化、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的陌生社会里，驼哥的处境会越益尴尬难堪，遭遇会更加啼笑皆非，也会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与洞见、感悟与喟叹。 |
本文原载《厦门文学》2005年第五期
并已全文或摘要发表于《出版广角》、《黄石日报》、《五彩石》、《三袁文学》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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