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拨动了历史的转盘？至少在中国，这是一道与人较劲的难题。《拨动历史的转盘》给出的答案是人民（历史群体）与英雄（历史个体）。但是作者很清楚，中国的所有正史，无一不是帝王家谱，人民的形象历来模糊不清，叱咤风云的几乎全是作为“英雄”的帝王将相。历史群体可以忽略不计，历史个体却彪柄千秋。于是，能够进入作者视野的，就不能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周文王、吕不韦、董仲舒、曹操、拓跋宏、朱元璋、吴三桂这些“对中国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过巨大深刻影响”的历史个体。

然而，作者并没有“拘泥”于这些历史个体本身，而是以他们为“载体”引发开来，以西来的启蒙思想为参照，用今人的立场眼光来透视，析事于理，融理于事，对中国历史进行方方面面的比较与研究、描述与反思。

《拨动历史的转盘》作为一部文化散文集，写得文采飞扬、大气盎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作品的思想力度。该书析事不滞于事，论理不离事而去，既有沧海桑田的历史感，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作者描写历史个体，一方面着眼于他们的历史地位，如周文王之于中国文化的开创，吕不韦之于秦王朝的建立，董仲舒之于中国思想的统一，拓跋宏之于民族的融合，吴三桂之于明亡清兴；另一方面，作者更关注隐匿在这些“英雄”行迹背后的历史局限与思想启示。我注意到，作者在叙述某些历史事件之后，多次提到中国历史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原始返终式的循环，并由此感叹中国历史文化的封闭性与民主意识的匮乏。李世民、赵匡胤等“英雄”又能把历史改造成什么样子呢？所能做的，就其实质而言，只能是在“吾从秦”的前提下，吸取历史教训，以巩固本家本姓统治为目的，来点制度上的调适而已。复制，循环，这是中国历史的宿命。阴阳相生，治乱相环，六十年一个甲子，难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比时间更重要的不是还有时间赖以寄生并出离（抽象）其中的现实（历史）吗？你可以改变历史纪年的称号和方式，但改变不了原始返终的既定现实（历史）。

不论英雄（历史个体）多英明多伟大，在强悍的历史逻辑面前，在中国文化“上帝之手”的拨弄下，也只有“俯首称臣”。家国同构，治国如治家，其德治的核心原则，其假天而立的社会等级秩序，千百年来，谁能改变？穷则思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如果脱离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逆天而行，结果注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理！秦皇汉武顺着这个理，唐宗宋祖也得顺着这个理。作者曾纪鑫探究到了这个理，并在书中反复说明这个理，仅看他在《拨动历史的转盘》中设计的文章标题如“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等，我们也会多少明白这个理。秦始皇的皇权，李世民的人治，不论达到何等辉煌的境地，最大的功劳恐怕还得算在那双无所不在的“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秦始皇唐太宗改变了历史，倒不如说他们听命于历史律令——理，顺应了历史，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历史律令假他们之手改变了历史。这便是《拨动历史的转盘》一书给予我们的一个思想启示。

作者曾纪鑫偏爱历史的偶然性，但他更认可历史的必然性。刘邦与赵匡胤乘乱称雄，最终登上世俗权力的顶峰，其中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历史偶然，然而，如果不是刘邦、赵匡胤为王，也必会出现什么李邦、王匡胤来填补历史留下的空缺，这便是历史的必然，是理应如此、势所必然中的理与势！因此，谁拨动了历史的转盘并不重要，要紧的是谁凭什么拨动了历史的转盘。